评论

薛松的作品不仅亮丽夺目，而且往往引发欣赏者的反思。当人们普通认为火焰和灰烬意味着破坏和死亡，他的用意却是恰恰相反：两者都象征着艺术和创意正在茁壮地重生。尽管他刻意透过自己的拼贴画跟中国历史、社会、政治和艺术作点题对照，但其意不在表面化的社会及政治批判。正如拉驳船入长江的工人一样，薛松意识到自己背上早已负起了中国的传统的担子：他的任务就是要承先启后，延续中国艺术的未来。可喜的是，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活力、创新和独特的风格，可见他能够轻易负起这个担子。毫无疑问，薛松将会继续以他敏锐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着力发掘中国艺术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新方向。

九十年代的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当代的影响，而且他们使用多种不同的材料去表达不同的意图，从讽刺意味的社会批评到理论、理性的绘画。薛松就是这新发展中有力的代表，并且在国外受到很高的评价。薛松受过完整的艺术学院教育。一场大火几乎烩尽他许多年的作品，有点象戏剧式的偶然事件，让他突然由油料丙烯、中国的图画材料为主转成用灰烬开始创作他的作品。

艺术家薛松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由拼贴构成，既整体又多元的碎片化世界。在波普风格的造型和色彩中，拼贴创造了多维度的图像嵌套:现代化的都市风景西方古典油画、宋元山水、老上海商业月份牌、社会主义宣传画、当代时尚广告、古典西方乐谱、书法字帖、民间刺绣、木板年画……。它们既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分裂着:作品潜在地讲着各自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重要的是，每一个局部的拼贴都带着烧灼的痕迹，仿佛一切先在的秩序都将被扬弃，在灰烬和焦痕中“浴火重生”。

薛松的一面上的每一个形象都是由几十甚至数百张碎片所构成，每一张碎片上的形象在空间上的独立存在的，而在信息上却又是残缺不全的，局部在整合着总体的同时却又颠覆了总体，信息在建构着形象的同时却又解构了形象。

火焰的烧灼使这些小纸片变成了一个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结的网络。那些音调乏味的废纸，经薛松点拨之后，就形成了意外的趣味，导向了异样的结局。

薛松是一切印刷品的终结者，各种材质的纸张在他的烧灼拼贴下显示出和千差万别的视觉效果。对于那些出版社和藏书人来说，恭松无疑是个极端残忍的"杀手"，但换个角度来看，薛松的工作室，尽管是那些印刷品的墓园，却也是它们重获新生之地。

薛松对古今中外艺术史做彻底的搜罗，通过焚烧拼贴图片的手段，并在构图中挪用、戏仿、颠覆中西艺术大师的作品，传达了他的美学见解，也树立了强烈奇异的风貌。他的另一大特色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形态，尤其他对传统书法、山水的喜爱，不论是作品挪用古画山水、书法形式，或是直接焚烧其碎片于作品，都使得他的作品含有丰富的水墨元素，赋予古老的水墨画新的生命。这与当今水墨画寻求革新的精神，包括不拘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潮流不谋而合。而这也使得他的作品亦古亦今，中西合璧，无怪乎他的作品在西方人眼里有东方色彩，在现代人眼里有怀古情思，而他所使用的媒材是新颖的、手法是当代的，他艺术宛如古树开花，令人啧啧称奇。

薛松的由烧过的印刷品碎片构成的中国文字和图像在波普艺术中具有特殊性。与其他艺术家不一样，利用烧过的印刷品碎片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起源于1991年的家中一场大火后的现场情景。之后，这们艺术家利用烧过的印刷品碎片拼贴出不同系列的作品，如“梅兰竹菊”，艺术家使用的碎片来自涉及“梅兰竹菊”的印刷品。

薛松的作品具有广泛的概括性，在一个商业的网络化时代，民族矛盾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从来也没有那么经常和持久，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尤其是他的语言运用与这种学术取向的内在关系颇耐人寻思。火烧的各种书籍的流行图像，即有灭而再生、生生灭灭、灭灭生生的意思，又直接切入社会文化的焦点，把国际性的问题视觉化为我们日常性的省思物件。

1999年，我第一次接触薛松发人深省的作品，马上被他的图像里的人道精神所感动。他说到他以与大师们对话为题材的作品以及这些前辈们宽厚的艺术承担，他们的作品为他当时熟练的调色板加添上一重视觉扩音层。在那刻，我确实出脱框框，目光穿过薛松为新的观察和创作方法所打开的门。他给了我们一条视觉通道，但没有指明确实的路线，为多数原创里的探索要素留了空间。众多东方及西方的当代艺术家常用畸怪式样及泼面而来的视觉语言，推出超量的当下社会的腻美、恐怖及悲剧，只带来惊吓，鲜留反省与探索余地。相对而言，薛松作品中的社会及政治评论可谓温和。薛松以他的媒体带给我们一个鼓励反省的亲切意象。那媒体是以另一个生命被撕碎后的残迹所造的人像，它们看似无面无心，当中塞满了他错综的多层图象、文字与风景，给予我们一面镜子，使我们有如注目大海。他做到贯通传统中国山水画、书法的应用及拼贴，穿越了东方与西方两者的形式。

薛松的新的艺术创作风格面貌，因为流行图像与拼贴手法的运用而被看作是全球化波普艺术运动的地方回应；实际上薛松创作所富有的中国文化气息，是中国当代艺术对波普艺术国际潮流的贡献与推动。重要的是薛松创作的文化社会学或是社会文化学意义，他包罗万象的图像生产是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浴火重生”的象征与记忆。

现代中国的美术界粗看好像处于混沌的状态，但是深入观察后就会发现，美术创作密切对应着社会的变化。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薛松扮演着把标志性的图案从过去的记忆中解放出来的角色，随之时代跨出了前进的一步。

"我的作品来源于火"--当薛松这样谈论他的作品时，也等于说出了当代艺术的特征，即我们传统的水墨画、油画、雕塑艺术都要求在固定的材料方式中创作，而当代艺术已经解散了这种固定模式，它在"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的主题下，使艺术变成了艺术家从自身的语境出发，利用各种媒介材料进行创作的一个过程。在薛松的特定制作中，这种肖像突然变成为某种印痕，将我们清晰的记忆推向模糊，而当下生活情景中的图像，那种人物举止和社会信息在材料的反复拼贴中变得扑朔迷离，从而使我们刻板的判断传统变得无所适从。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艺术与文化产生了交流、碰撞与融合，一批勇于探索的中国先锋艺术家，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在西方艺术的历史框架对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的价值进行再次探索与发现，去确立和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发展和影响，薛松便是这其间的重要力量。

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薛松具有这一代的基本文化特征，即适度的幽默、建设性、深刻的政治记忆、对历史政治评价的理发化、以及自省。薛松所引用了的形象首先是一种政治，其后成为一种波普，但很难说在那里就成为一种政治波普。它们具有一种新近的神秘感，却永远是平面的、知觉的。它们神秘、模糊、诗意而又挥之不去 。